
的确,曾经有不少独具慧眼的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绝大多数P2P公司已经“变异”。“他们打着信息中介的光鲜招牌,做的却是信用中介的脏活累活。”所谓信用中介,即不仅提供信息交互的平台,还要为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资金寻找项目。这时,投资者的钱并不是直接投给借款人,而是与其它投资者的钱共同注入一个类资产池,然后再一起投出去。其实,这种玩法已经有点像“影子银行”了。
美国经济学家阿斯乔(ASCHAUER. D. A. 1989)对美国1950-1988年的公共投资曲线的分析表明,在头20年的公共投资上升阶段,要素生产率是2.8%、私人资本收益率10.7%、私人投资率3.8%;在随后公共投资的下降阶段,则分别降至1.4%、7.9%、3.1%。他的分析显示,公共投资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就增加0.45美元。阿斯乔的研究证明:1)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升级的基础,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式的增长关系;2)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投资是相互补充的,是“国进民进”;3)落后的基础设施将会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结果是“国退民退”。
鹿港文化:公司下属影视公司都不存在阴阳合同;慈文传媒:与艺人签约都会代扣代缴税;华策影视:本次事件更多是行业从不规范到规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对影视内容行业是长期利好。近日,每经影视记者遍访了艺人经纪从业者、投资方、导演编剧、律师等业内人士后了解到。如今,影视行业九成以上的一线艺人都是直接报税后价格,高片酬产生的大额税金由投资方或制作公司承担。一位从业十余年的业内资深人士对记者表示,现在(阴阳合同)比较少了,不过也有制作公司会强行让比较弱势的创作人签订大小合同以减免税金。
该文痛批,“孙政才和薄熙来把对党忠诚当成口号喊,把权力当成谋私工具,最终落到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注意到,从3月27日开始,《重庆日报》罕见地连续刊登了十几篇关于肃清孙政才影响和薄王流毒的文章。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表示,华为已经从芯片到终端到应用再到生态平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发展方向也显得很清晰明确。在物联网时代,在软硬一体上有充分布局才能掌握更多主动,特别是硬件有天然的入口属性,而从谷歌来看,其布局的重点仍是软件层面,转型方向不够清晰,这也成为谷歌最大的难题。
滴滴的未来在完成对优步中国的并购后,休战的滴滴有所懈怠。程维成为出行领域老大之后,布局或许已经出现了偏差。2017年,滴滴的首要任务是做收益,直到2018年,小桔车服、洪流等项目才正式落地。不过,尽管如此,目前,其各个领域的挑战者依然层出不穷, 曹操专车、嘀嗒出行在专车和出租车业务上依然是气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同时,随着美团的入局,尽管进程缓慢,但这个同等量级的玩家依然是其最大的麻烦。甚至,美团在上海开城时,因为市场占有率的流失,程维亲自到上海督战。